成都地名故事成都平原史前城址都有哪些

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，西邻龙门山、邛崃山，东连龙泉山，面积平方千米。成都平原是岷江等水系冲出山体形成的平原，地势西北高、东南低，平原区河网结构呈放射状，平原周围有小山丘。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，热量丰富，雨量充沛，四季分明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。在上游靠近山区的河流往往为南北走向，下游的河流则多为西北——东南走向。目前，成都平原史前文化遗存主遗址和郫县古城村晚期遗址为代表。

成都平原最早的史前遗迹是在什邡桂圆桥遗址下层发现的，是距今约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，其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，靠近龙门山。在桂圆桥一期聚落区内，仅发掘出一处遗址，即桂圆桥遗址，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，遗址内包含有桂圆桥、宝墩以及十二桥等文化因素。第一期文物分布的范围小，仅零星分布于遗址南部地区。

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，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占据绝大多数，其文化面貌相对清晰。宝墩文化大约在—年前。年以来，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新津的宝墩遗址、都江堰的芒城村遗址、崇州的双河村遗址、郫县的紫竹村遗址和古城村遗址、温江鱼凫村遗址等。这些城市遗址在时间上略有不同，但总体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。它们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考古文化的文物，属于同一考古文化。在这些早期的城市遗址中，新津宝墩遗址的面积最大，也最具代表性。所以，考古学界将这一考古文化称作“宝墩文化”。

成都博物馆，宝墩古城遗址出土文物展

学术界将宝墩文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、六个部分。第一阶段是以宝墩遗址早期为代表，将早期遗存分为早期和晚期；第二阶段是以芒城遗址晚期和宝墩遗址晚期为代表；第三阶段分为两个部分，早段以郫县古城遗址早中期、双河古城遗址、温江鱼凫村遗址早期为代表，晚段以郫县古城遗址中期为代表；第四阶段是以温江鱼凫村晚期要包括桂圆桥一期遗存、宝墩文化及二者之间过渡遗存等几个阶段。

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市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，宝墩古城内城平面呈长方形，由东北向西南。东北墙北段和西墙的南面和西北墙的南面都残留北墙北段保存完好，东南墙的南面和西北墙的南面都残留了一段，西南墙还有一定的高度，西南墙和西北墙的墙角保存完好。墙体的夯实方法为斜坡堆筑，据城墙计算其城址长约米，宽约米，面积约60万平方米，它是宝墩文化中最大的遗址。

宝墩古城遗址可分为两个时期：早期为长方形单壁（内城墙），晚期为长方形双壁（外城墙）。宝墩文化时期的夯土墙在宝墩古城遗址内壁外的四个方向均有分布，东北部的外城墙与内城墙重叠。从平面形状看，城市遗址大致呈有圆角的不规则长方形。外城墙的夯实方法也采用斜坡堆筑，形状方向与内城相同，以壕沟外侧为界，占地万平方米。外城墙应是宝墩文化二期初期修建，并在宝墩文化二期中使用。外墙应比内墙晚，但内外墙同时使用。

钻探资料显示，古河道、古洼地将宝墩遗址划分为大小不同的台地，居民区皆位于台地上。内城和外城分别有几个居住区。居住区看成相对独立的聚落的话，可大概计算出外城有9个聚落，在内城有8个聚落。

都江堰芒城遗址

都江堰芒城遗址位于成都西部的青城乡芒城村内，主要是宝墩文化二期遗址。城址平面呈长方形，面积11万平方米。内城墙南北长米、东西宽米，现存城墙宽5～20米，高1～3米。外墙宽5～15米，高1～2米，城墙和城墙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5米。都江堰芒城遗址的文化特征相对简单。遗址可分为早期和晚期，在修建城墙之前，聚落已经存在。内外墙、沟是一系列系统的工程，其施工方法为“挖沟筑墙”。在都江堰芒城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双人间房子，房子的外部是生活区，内部是休息区。

郫县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腹地郫县城北9千米处，遗址的城墙保存完好。郫县古城城址的平面呈长方形，长约米，宽约米，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，城址为西北—东南走向。该城址是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址，除了东南墙北端有约10米宽的空隙外，四壁几乎没有间断地连接在一起。现有城墙宽10～30米，高1～4米。郫县古城分为早期、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，早、中期属于宝墩文化的第三期，晚期属于宝墩文化的第四期。从城墙施工的角度来看，施工方法为斜坡堆筑，整个墙体分两次施工。第一次是在遗址早期偏晚阶段建造的，第二次是在遗址中期偏早建造的，郫县古城的发掘展示出了住宅区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地基。

宝墩文化一期共有七个聚落，包括宝墩遗址、高山遗址、盐店遗址、紫竹遗址、双河遗址、三星堆遗址以及桂圆桥遗址，在这一时期的宝墩遗址、高山遗址、盐店遗址、紫竹遗址及双河遗址等都筑有城墙。从分布的位置上看，这一时期的大小聚落大部分分布在岷江和沱江冲积扇两侧的边缘，沿成都平原西边的边缘呈“C”形分布。宝墩文化二期城址及小规模聚落不多见，聚落基本分布在成都平原冲积扇两侧。宝墩文化三期聚落蓬勃兴起，这一时期有郫县古城遗址和温江鱼凫村遗址，温江红桥村遗址还发现了水利设施，如水坝。从空间分布和地理位置上来看，这些聚落与之前聚落的分布明显不同。宝墩文化三期聚落主要分布在岷江冲积扇中脊地区，以河流为轴线，以大型聚落为中心。宝墩文化第四期聚落数量减少，目前还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聚落，大部分都是小聚落。在此期间，选定的聚落点仍集中在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带，聚落面积较小。①从宝墩文化一期至四期的分布及古城的地理位置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。

第一、宝墩文化一期、二期的城址多分布在平原的西部、西南部及北部，靠近平原边缘的城址地势相对较高。而到了宝墩文化三期，城址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腹地。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：首先，成都平原的古人是从岷江上游迁徙至此。岷江上游地区的人以种植小米为主，平原中部地区有许多河流和沼泽，不适合种植小米。随着长江中游水稻种植技术的传入，人们开始迁移至适合水稻种植的成都平原腹地居住。其次，人们初入成都平原时，人口少，聚落小。因此他们最初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平原的北部、西部和西南部，靠近相对较高的山区。随着人们对成都平原环境的进一步适应，成都平原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，新的生存空间需要不断扩大，所以人口又逐渐向平原腹地转移。

第二、城市遗址都位于远离岷江干流的地方，芒城遗址、双河古城遗址、紫竹古城遗址均位于河流上游的山区附近，且修建了双层城墙。长江流域的水资源丰富，也是洪涝灾害的多发区，河流的上游地区更易受洪水影响。修建双层城墙和开挖沟渠，有利于加快排水和防洪。

第三、古城选址虽然远离干流，但附近有河流，既有利于农田灌溉，也有利于解决水源问题。

第四、受地形限制，成都平原上游的河流多接近为南北走向，而成都平原腹地的河流多为西北—东南走向。城址多沿河流地形修建，与附近河流走向一致，有利于排水。

城墙的布局比较规则，可分为三种类型：第一类是方形或近方形的双层墙；第二类是矩形的；第三类是不规则的。第一类城址位于平原边缘，靠近山区，其余两类位于平原腹地或河流下游。城墙的构筑方法是斜坡堆筑，斜坡堆筑是长江流域同期普遍采用的一种构筑方法，有水平拍打和倾斜拍打两种类型。每个小夯实层采用水平分型，小夯实层堆积到一定高度后形成的斜坡状堆积边坡，即各大层的层面，各层倾角由中心向两侧逐渐增大。城墙是在城墙中间堆土夯实而成，一般来说只有四五个大层是建在中心部分。当墙堆到一定高度时，就不容易再建起来了，于是斜坡堆筑就从墙两侧进行。据发掘情况看，宝墩文化古城内侧斜坡堆筑的层次较多，坡度较缓；宝墩文化古城外侧斜坡堆筑层数较少，坡度较陡。

对于城墙的功能，学术界众说纷纭。据笔者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。

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御。从宝墩文化能建造出这么高这么厚的巨大城墙，挖出这么大的土方，古城墙的规模来看，内城宽近30米，高5～6米，壕沟宽15～20米，深度只有2米多；外城墙的宽约15米，壕沟宽约12米，深约2米。可以判断水量不大，对几座城墙的解剖也没有发现外墙被洪水冲刷的痕迹。

第二种观点认为修建高墙是一种政治行为。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资源固化成大型的城墙建筑，可以彰显酋长其组织的强大力量，进而彰显权力的强大，刻画权力结构及支配地位。

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洪。这是因为成都平原是洪涝灾害多发区，防洪十分重要。从选址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防洪十分重视。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相似，也采用了坡桩法，中原龙山时期的城址与成都平原不同，城墙多采用板式建筑，城墙上有卵石层，在城墙上加设卵石层，有利于减少水流对城墙的侵蚀，能起到很好的防洪作用。

学术界对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复杂程度有着不同的看法，蒋章华先生说：“在宝墩遗址发现的墓葬中，基本上没有随葬品，说明个人几乎没有个人物品，家庭内部没有贫富两极分化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整个解决方案很可能是一个性质平等的联盟。”然而，仅从墓葬中没有随葬品这一事实来介绍这一结论无法令人信服。到目前为止，成都平原的考古资料很少，有可能是那些埋藏物丰富的墓葬还没有被发掘出来。

通过上述分析，不难看出在宝墩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政治集权的现象，宝墩文化遗址中修筑高墙、挖深沟，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、财力，还需要对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的组织部署。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，城墙高大、坚厚、绵长，都是依靠各城自身的力量独立修建的。他们能建造出这么高这么厚的巨大城墙，挖出这么大的土方，并且搭配土石运输、工具制作、墙体设计、墙体施工、组织供应、监督指挥等一系列配套制度，完全可以证明每个古城遗址的管理者足以控制劳动力的征用，政治权力已经集中。值得深思的是，宝墩文化作为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，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它一出现就有一个大的城址和高高的城墙。我们需要对成都平原进行更多的考古发掘，收集更多的考古资料来寻找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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